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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羽生:我与武侠小说的不解缘

2019-12-13来源:第一经济


编者按:


十年前的1月22日,香港“新派”武侠小说开创者、一代武侠小说大师——梁羽生先生,在澳洲辞世,享年八十五岁。梁公本姓陈,名文统,原籍广西蒙山,曾任香港《大公报》编辑副主任。梁公学识渊博,武侠小说之外,谙熟历史、诗词、对联、掌故、旧文学、新文艺、围棋、象棋等;著有《白发魔女传》《萍踪侠影录》等三十五部武侠小说,另有《笔花六照》《名联观止》《文艺杂谈》《古今漫话》《笔·剑·书》等文集。特节选梁公在《笔花六照》中的一篇文章,以示纪念。



童年时代:看的武侠小说不多


不过在我的童年时代,我看的武侠小说却没有比别的孩子多,甚至可能更少。因为父亲从小就要我念《古文观止》、唐诗宋词;虽然没有明令禁止,但却是不喜欢家里的孩子读“无益”的“杂书”,尤其是他认为“荒唐”的武侠小说。“绣像小说”如《薛仁贵征东》《薛丁山征西》《万花楼》之类是看过的,这些小说,虽然写的是武艺高强的英雄,但只是一般的通俗小说,不是武侠小说。

 

属于武侠小说的,似乎只偷看过两部,《七剑十三侠》和《荒江女侠》,内容如何,现在都记不得了。还有就是兼有武侠小说性质的公案小说,如《施公案》《彭公案》《七侠五义》等。对《七侠五义》的印象比较深刻,尤其是锦毛鼠白玉堂这个人物。这个人物虽然缺点很多(或许正是这个缘故,他的形象就特别生动),却不失为悲剧英雄(他的收场,是陷入铜网阵,被乱箭射成刺猬一般)。还有,《水浒传》是当然看过的,《水浒传》虽然是“官逼民反”的农民起义小说,把它作为武侠小说是不适当的,但其中一个个的英雄豪侠故事,如“林冲雪夜歼仇”“武松打虎”“李逵与众好汉劫法场”“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”等,都具有武侠小说的色彩。

 

平江不肖生(向恺然)的《江湖奇侠传》是踏入中学之后才看的,这部小说,我觉得开头两本写得较好,写的大体是正常武功,戏剧性也较浓;后来就越写越糟,神怪气味也越来越重了(我并不排斥神怪,但写神怪也是需要技巧的,不能胡闹),写到笑道人与哭道人斗法之时,已迹近胡闹,我几乎看不下去了。不过,我对书中写的“张汶祥刺马”那段故事,倒是甚为欣赏。这段故事,武功的描写极少,但对于官场的黑暗和人性丑恶却有相当深刻的描写。


少年时代:唐人传奇影响最深


有一点比较特别的是,在我的少年时代,对我影响最深的武侠小说却是唐人传奇。我认为那是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,它作为“传记文学”的一支,起源于唐代中叶安史之乱以后,藩镇割据的时期。至于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里的荆轲、聂政,《游侠列传》里的朱家、郭解虽然都是“武侠”一流人物,但这些列传属于“传记”体裁,并非小说写法,所以还不能称为“武侠小说”。我是从初中二年级就开始读唐人传奇的,这些传奇送给同班同学他们都不要看,我却读得津津有味。

 

唐代的武侠小说都是短篇,如《虬髯客传》《红线传》都不到三千字,在这么短的篇幅中,写故事、写景物、写性格,每一方面都写得很精彩,这确是极不容易的事。《虬髯客传》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,不必赘述。这里只举其中写李靖、红拂在旅舍初会虬髯客一段为例,让我们看看作者的艺术手法:


行次灵石旅舍,既设床,炉中烹肉且熟。张氏(红拂)以发长委地,立梳床前。公(李靖)方刷马,忽有一人,中形,赤髯而虬,乘蹇驴而来,投革囊于炉前,取枕欹卧,看张梳头。公怒甚,未决,犹刷马。张氏熟视其面,一手握发,一手映身摇示公,令勿怒。急急梳头毕,敛袂前问其姓。卧客答曰:“姓张。”对曰:“妾亦姓张,合是妹。”遽拜之。问第几,曰:“第三。”因问妹第几,曰:“最长。”遂喜曰:“今日幸逢一妹。”张氏遥呼:“李郎且来见三兄!”公骤拜之,遂环坐。曰:“煮者何肉?”曰:“羊肉,计已熟矣。”客曰:“饥。”公出市胡饼,客抽腰间匕首,切肉共食。食竟,余肉乱切送驴前食之。


短短一段,写红拂慧眼识英雄,不拘小节;虬髯客豪迈绝伦;而李靖则多少有点世俗之见,直到红拂摇手示意之后,方知来者乃是英雄,三人性格,都是恰如其分。对白精练,读之如闻其声,如见其人。

 

《红线传》的主角红线是潞州节度使薛嵩的婢女,另一个节度使田承嗣想吞并潞州,薛嵩惧,红线便自告奋勇替他去探虚实。一个更次,往返七百余里,将田承嗣床头的金盒取回为信,令得田承嗣赶忙修好。一场战祸,遂得避免。书中写红线往探魏城(田承嗣驻地)之后:


嵩乃返身闭户,背烛危坐。常时饮酒数合,是夕举觞十余不醉。忽闻晓角吟风,一叶坠露,惊而试问,即红线回矣!


寥寥数十字,写了薛嵩的焦急之情,又写了红线的“轻功”妙技,传神之极。

 

唐人传奇对我的影响很深,我写的《大唐游侠传》《龙凤宝钗缘》……这一组以唐代为背景的武侠小说,就是取材于唐人传奇,把空空儿、精精儿、聂隐娘、虬髯客、红线这些虚构的传奇人物和真实的历史结合,让他们“重出江湖”的。

 

中学时代,我看的武侠小说也不算多,对近代的武侠小说更是看得少之又少。心理学家说,童年、少年时代欠缺的东西,往往在长大后要求取“补偿”,我在读大学那四年期间,大量的阅读近代武侠小说,或许就是基于这种欲望。另外一个因素,是受到一位老师的影响。

 

这位老师是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关门弟子金应熙,当年岭南大学最年轻的讲师,“四人帮”倒台后任中山大学的历史系主任,现在则是广东历史学会的会长。

 

陈寅恪是不鄙薄俗文学的,他有《论〈再生缘〉》一书,将这部清代才女陈端生着的弹词小说,拿来与希腊、梵文诸史诗比较  ,对它的传奇性和艺术性都推崇备至。金应熙虽然没有这方面的著述,却也是标准的武侠小说迷。在岭大教书的时候,还珠楼主和白羽的新书一出,他必定买来看,而且借给有同好的他的学生看。我不但向他借书,还经常和他谈论武侠小说,谈到废寝忘餐。


不过,或许是受金师的影响吧,我读的近代武侠小说,也是有点偏好的,白羽、还珠的作品我是必读,其他作家的就只是选读了。白羽是写实派,对人情世故,写得尤其透彻;还珠楼主是浪漫派,其想象力之丰富,时至今日,恐怕还是无人能与之比肩。他们走的路子不同,我对他们的作品则是同样喜爱。


志愿在于学术研究


尽管我在大学喜欢看武侠小说,但我的志愿还是在于学术研究的,做梦也想不到我这一生竟然会跟武侠小说结下不解之缘!

 

武侠故事每多“奇缘”,偶然性的因素,往往影响人的一生,我的“故事”虽然说不上“奇”,但确实是因偶然的因缘才写上武侠小说的。一位与我相识多年的诗人朋友,曾这样感慨地说:“假如当年没有吴陈比武之事,假如不是当年某报主编忽发奇想,拉他‘助阵’的话,这位现代书生如何会轻功了得,‘登萍渡水’、闯入‘武林’?但‘下山’(《七剑下天山》)之后,如此良久地浪荡江湖,连他本人也是始料不及的吧?”

 

“当年”是一九五四年(舒文误记为一九五二年)。“某报主编”是香港《新晚报》当时的总编辑罗孚。“吴陈比武事件”发生于香港,比武的地点则在澳门。这是两派掌门人之争,太极派的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的掌门人陈克夫先是在报纸上笔战,笔战难分胜负,于是索性签下了“各安天命”的生死状,相约到澳门比武。擂台设在澳门,这是出于香港禁止打擂台而澳门不禁之故。五十年代初期的港澳社会还是比较“静态”的,有这样刺激性的新闻发生,引起的轰动自是可想而知。以那天的《新晚报》的新闻为例,大标题是:“两拳师四点钟交锋;香港客五千人观战。”小标题是:“高庆坊快活楼茶店酒馆生意好;热闹景象如看会景年来甚少见。”“高庆坊”和“快活楼”是澳门的赌场之名,由于有擂台比武,间接令得澳门的赌场也大发横财,观战的已有五千人,谈论的就更多了。


第一篇武侠小说


这一天是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七日,过了三天,我的第一篇武侠小说《龙虎斗京华》就在《新晚报》开始连载了。罗孚后来回忆这一事件说:“这一场比武虽然在澳门进行,却轰动了香港,尽管只不过打了几分钟,就以太极拳掌门人一拳打得白鹤派掌门人鼻子流血而告终,街谈巷议却延续了许多日子。这一打,也就打出了从五十年代开风气,直到八十年代依然流风余韵不绝的海外新派武侠小说的天下。《新晚报》在比武的第二天,就预告要刊登武侠小说以满足‘好斗’的读者;第三天,《龙虎斗京华》就开始连载了。梁羽生真行,平时口沫横飞而谈武侠小说,这时就应报纸负责人灵机一动的要求起而行了,只酝酿一天就奋笔纸上行走。”

 

说“真行”,这是给我脸上贴金,其实我毫无把握,对技击我固然一窍不通,写小说也还是破题儿第一遭呢。所以初时我一直在推,被罗孚“说服”之后,也还要求多考虑几天,但第二天预告就见了报,我也就只好“只酝酿一天”,就如北方俗话说的“赶鸭子上架”了。

 

由于第一天见报的小说还没有想好具体的情节,有的只是模糊的故事架构,于是我先来段“楔子”,说些“闲话”,以一首词作“开篇”,调寄《踏莎行》:


弱水萍飘,莲台叶聚,卅年心事凭谁诉?剑光刀影烛摇红,禅心未许沾泥絮。  绛草凝珠,昙花隔雾,江湖儿女缘多误。前尘回首不胜情,龙争虎斗京华暮。


“临时任务”欲罢不能写《龙虎斗京华》时,我本以为这是“趁热闹”的“临时任务”,最多写一年半载,就不会再写了,没想到欲罢不能,这一写就是三十年。“卅年心事凭谁诉”倒似是“封刀”时的作者自咏了。

 

好,那就诉一诉三十年来的甘苦吧。

 

武侠小说一向被排斥于“正统文艺”之外,“难登大雅之堂”。八十年代之前的大陆,更是将武侠小说列为“禁区”。我写武侠小说之后,甚至有朋友带着惋惜的口吻和我说:“唉,你怎么写起武侠小说来呢?”在这里且撇开“好”“坏”的问题不谈,因为文学意义上的好坏,是另一回事。且谈一谈“难”“易”的问题吧。其实,写武侠小说需要多方面的知识,如果认真去写,恐怕要比写“正统”的“文艺小说”更难。写以现代人为主角的文艺小说,不一定需要懂得中国的历史,写武侠小说就不行。

 

记得我一开首写武侠小说,就碰上一个难题,闹出“笑话”。武侠小说虽然应该以“侠”为主,“武”也是不可少的。我只学过三个月的太极拳,对古代兵器的知识更等于零。“武”这方面的知识,实在不够应付。《龙虎斗京华》有一处地方写到判官笔,我根本没见过判官笔,怎么写?只好参考前辈名家的写法,“稍作夸张”,哪知一刊出来,就给行家指出:“照你这样说的来使判官笔,非但根本刺不着对方的穴道,反而会弄伤自己”!


涉猎古代兵器知识


碰了这个钉子,我开始涉猎一点古代兵器的知识了。不涉猎还好,一涉猎,更有几乎难以下笔之感。

 

古代兵器,名目繁多,岂止“十八般武艺”。只拿武侠小说中侠士最常用的剑为例吧,剑有单剑、双剑(俗称鸳鸯剑)、长剑、短剑之分,使用方法因其形式不同而有分别。而且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,所铸的剑也有其不同的特点。远自春秋战国时期,中国的铸剑艺术已是盛开的奇葩了。

 

倘若要得到更多一些有关剑的知识的话,那还要博览历代的“论剑”之书  ,那些书除了论剑质之外,还旁及剑上的铭文、装饰、花纹等。例如战国名剑刃上的“糙体天然花纹”,就是极有艺术价值的,即《越绝书》所谓“捽如芙蓉始出,烂如列星之行,浑浑如水之溢于塘,严严如琐石,观其才,焕焕如冰释”是也。

 

举一可以例百,对中国古代兵器的研究,已经成为一种专门学问了,近代学者周纬著的《中国兵器史稿》就用了整整三十年工夫,和我写武侠小说的时间一样长久。试想如果要按照各种古代兵器的不同特点“如实”描写,一招一式都有根有据的话,会得到什么效果?只怕未得专家的称赞,就先被读者讨厌了。我这样说并非不必讲求专门知识,只是要用在适当的地方。小说的创作和学术著作毕竟不同,无须那么“言必有据”。否则,就变成教科书了。当然,这也只是我个人的看法。

 

回头再说我对这个难题的解决方法吧,写实既不可能,我只好“自创新招”,改为“写意”了。

 

由于我完全不懂技击,所谓着重写意的“自创新招”,只能从古人的诗词中去找灵感,例如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这两句诗,我就把它当做“剑法”中的招数,前一句形容单手剑向上方直刺的剑势,后一句形容剑圈运转时的剑势。又如杜甫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》中有这么几句:“如羿射九日落,矫如群帝骖龙翔,来如雷霆收震怒,罢如江海凝清光。”虽然“剑器”非剑  ,但我也从其中找到灵感,引用为描写“剑意”的形容词,不辞通人之诮了。


由“写实”转为“浪漫”


我和金庸的小说在海外被称为“新派武侠小说” ,对我而言,这个“新”是在“旧”的基础上逐步摸索出来的。我的第一部小说《龙虎斗京华》虽然颇受读者欢迎,我自己却很不满意,那只能算是“急就章”的、不成熟的作品。五十年代,大陆文艺的主流是写实主义,我在“左报”工作,自是不能不受影响,于是决定走白羽的路子,但写下去就渐渐发觉实在是不适合我走。“写实”来自生活的体验,白羽有丰富的人生经历,做过苦力、小贩、校对、编辑  ,故其写世态人情,特别透彻。我却是出身于所谓读书人家,一出校门,就入报馆,写一两部或者还勉强可以“藏拙”(其实也藏不了),再写下去,就难以为继了。既然还受到读者的欢迎,报馆非要我写下去不可。“欲罢不能”,只好改弦易辙,由“写实”而转为“浪漫”,从“白羽的路子”转为“还珠的路子”。不过,还珠楼主那种奇诡绝伦、天马行空的幻想能力,也是要学也学不来的,因此我小说中如果有些“浪漫色彩”,主要倒不是来自还珠,而是来自西方的古典文学名著。


偏爱历史和诗词


当然,如果说我早期的武侠小说毫无特色,那也是“故作谦虚”的,《龙虎斗京华》以义和团事件作为背景,触及的是“真实的历史”,我是试图以“新”的观点来解释历史的。这部小说引起的议论很多,说明还有人注意。现在看来,这部小说是有失偏颇的,虽然我也谈到了义和团的缺点,但是受到当时大陆“史论”的影响,毕竟是正面的评价较多,后来我多读了一些义和团的史料,就感到它的不足之处了。另一方面,是有关诗词的运用,似乎也还受到读者的喜爱。我想不管怎样,既然这两者,历史和诗词,是我的“偏嗜”,那就让它保留下去吧。我就是这样,逐渐走出“自己的路子”。现在看来,这条路子似乎也是走得对的,历史方面就有评论家认为:“梁羽生作品特具的浪漫风格,形成与正统历史发展相平行的草野侠义系谱,从这个草野侠义系谱回看权力纠结的正统王朝,甚至构成了对中国历史的一种诠释和反讽。” 诗词方面,也有人指出:“梁羽生虽然以新派武侠小说而知名,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学,尤其是诗词创作上的素养,却更值得注意。”


运用西方小说技巧


我的第三部小说是一九五五年在《大公报》连载的《七剑下天山》,这部小说是受到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的《牛虻》影响的。牛虻是一个神父的私生子,后来成为革命党人,父子在狱中相会一节,非常感人。我把牛虻“一分为二”,男主角凌未风是个反清志士,有类似他的政治身份。女主角易兰珠是王妃的私生女,有类似他的身世。不过在中世纪的欧洲,教权是可以和王权分庭抗礼甚至高于王权的,清代的王妃则必须服从皇帝。但“戏剧性的冲突”就不如原作了。《七剑》之后的一些作品,则是在某些主角上取其精神面貌与西方小说人物的相似,而不是作故事的模拟。如《白发魔女传》主角玉罗刹,身上有安娜·卡列尼娜不能忍受上流社会的虚伪,敢于和它公开冲突的影子;《云海玉弓缘》男主角金世遗,身上有约翰·克里斯多夫宁可与社会闹翻也要维持精神自由的影子;女主角厉胜男,身上有卡门不顾个人恩怨、要求个人自由的影子。

 

从《七剑下天山》开始,我也尝试运用一些西方小说的技巧,如用小说人物的眼睛替代作者的眼睛,变“全知观点”为“叙事观点”。其实在《红楼梦》中亦早已有这种写法了,如刘姥姥入大观园是刘姥姥眼中所见的大观园,贾宝玉的房间被她当成小姐的香闺,林黛玉的房间反被她当成公子的书房,而不是由曹雪芹去替她介绍。不过,在旧武侠小说中还是习惯于由作者去定忠奸、辨真伪的;故事的进行用时空交错手法;心理学的运用,如《七剑下天山》中傅青主为桂仲明解梦,《云海玉弓缘》中金世遗最后才发现自己爱的是厉胜男,都是根据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。在西方小说技巧的运用上,我是不及后来者的,但在当时来说,似还有点“新意”。


涉猎古代兵器知识


历史方面,我采用“半真半假”手法,主要人物和历史事件是必须真实的,次要人物和情节就可能是虚构的了。《萍踪侠影录》基本根据正史,《白发魔女传》则采用稗官野史较多。《萍踪侠影录》曾被改编成京剧,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在北京演出。这是大陆自一九四九年以来第一个改编自武侠小说的京剧。小说以明代“土木堡之变”作背景,我写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于谦。于谦在明英宗朱祁镇被入侵的外敌俘虏之后,明知会有不测之祸,毅然不顾,另立新君,他非但挽救了国家的危亡,而且在击败外敌之后,力主迎接旧帝回来。后来朱祁镇回朝,发动政变,夺回宝座,果然就下旨把他杀掉。这是历史上著名的“忠臣悲剧”,堪与岳飞的“风波亭”冤狱相比。我是含着眼泪写于谦之死的。

 

但写真实的历史人物,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作背景的小说,有时也会给作者招来莫名其妙的烦恼。我的《女帝奇英传》写了另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: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。我之写她,是因为她的一生,极富传奇色彩;我写她建立特务制度的过错、罪恶,但也不抹杀她善于用人的政治才能。观点和历史背景的分析主要根据陈寅恪的两部著作——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》和《唐代政治史论稿》。《唐代政治史论稿》里一开首就引《朱子语类》一一六“历代类三”云:


唐源流出于夷狄,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。


陈氏论述此条云:“朱子之语颇为简略,其意未能详知,然即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,而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实关键之所在,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。”陈氏从种族及文化立论,看问题是要比只知简单地写武则天为“淫妇”深入得多的。

 

不过,虽以“女帝”作书名,故事的主线却并非放在武则天身上。这部小说曾先后在香港、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报纸连载。台湾报纸连载时对它的内容曾作简介,指出:“背景是唐代女帝武则天的瑰奇浪漫事迹,但情节却环绕在两对江湖儿女永难消泯的恩怨情仇之上。……梁羽生为本书主角设下的难题,事实上也是那个时代诸多历史恩怨的爆发。” 我认为这个“简介”是很恰当的。


迟来的解禁 意想不到的欣悦


大陆的报纸则是八十年代初才开始刊登的,虽然迟了二十多年,在大陆却是“最早”。一九四九年后,武侠小说在大陆已属“禁区”,连提也没有人提,好像武侠小说从未存在过一般。大陆也是先在“小报”刊登,然后才是大报。“小报”是作为《花城》和《广州文艺》增刊的《南风》,一九八一年二月开始连载;销数在大陆数一数二的报纸,足以称为大报的《羊城晚报》,则是迟至一九八四年十月才开始连载我的《七剑下天山》,但在当时也还是最早刊登武侠小说的“官方大报”。在刊载过程中,曾经受到很多人反对。同年十二月,北京邀请我参加“全国第四届作协代表大会”,会上,在我所属的那个小组中也有讨论武侠小说,至少武侠小说的“禁区”虽然尚未明文开放,亦算得是官方默许的开放了。大陆也因而掀起一股武侠小说的高潮。有朋友对我说:“这回武侠小说总算是登上大雅之堂了。”不错,这个“堂”虽然不是某个“大雅君子”的私人之堂,但却是集中了全国著名作家的会堂,足够分量称为“大雅之堂”。

 

武侠小说在台湾是从未受过歧视的,但对我的小说“解禁”则是一九八七年年底的事。虽然是迟来的解禁,却令我有最为意想不到的欣悦。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八日,台北的文学、戏剧界开了一个“解禁之后的文学与戏剧”研讨会。“以梁羽生作品集为例”说明问题。研讨会的重要论点之一是“解禁可望弥补文化断层”,与会者《联合报》副刊主编哑弦认为:“由梁羽生作品集的问世,可见已到了‘武侠小说研究学术化’的时候,并且由专人研究撰写武侠小说发展史。” 

 

一九八八年一月二日,台湾《中央日报》首先连载我的《还剑奇情录》,由台静农先生题字。台老是台大前中文系主任,著名书法家,鲁迅的门生,那时已八十多岁了。他是我心仪已久的文学前辈,在报上得见他为我的小说题字,实有意外之喜。继《中央日报》之后,台湾的民营大报《联合报》刊载我的《塞外奇侠传》;另一民营大报《中国时报》从八月开始,也在连载我的《武林天骄》。

 

同年七月下旬,我首次访问台湾,参加《中央日报》副刊主办的“武侠小说算不算文学”座谈会,参加者有“中央研究院”美国研究所所长孙同勋、台大外文系教授林耀福、武侠小说专家叶洪生、小说家黄凡、散文家陈晓林等多位学者,结论是“一致赞成应归属于文学领域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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